华清安地建筑设计

对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震遗址，设计师们采取“不动”的策略，使得遗址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同时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他们又有新的发现：遗址旁的旧厂房主体结构也是震前的建筑，地震中曾遭到一定的破坏，但没有完全倒塌，经过震后紧急加固修缮，又重新投入生产，直至今天依然在使用。基于“地震中未倒的建筑也是遗迹”的认识，他们决定把这两座未倒的但经过修复的遗址划入保护性改造的范围。这样，地震对建筑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破坏，以及一直被忽略的震后重建的历史，以对比的方式和废墟在同一空间呈现出来。

地震罹难者纪念墙位于遗址公园东西主轴线纪念大道的北侧。整个纪念墙长度为493米，由五面大理石纪念墙组成，上面镌刻24万地震罹难者名单和纪念碑文。每面墙厚度为1.5米，高度为7.28米，代表7月28日，纪念墙距水池的的距离是19.76米，代表1976年，预示着逝者与生者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人永远铭记1976年7月28日这个令唐山人悲恸的日子。

基地中另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元素是几条废弃的铁轨和周围的树木。这些铁轨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废弃，直到公园建设之前一直是南厂的破损机车停放地，其中一条700多米长的铁轨是震前铺设的，地震力所造成的铁轨弯曲变形清晰可鉴。这条铁轨以及他两侧高大的杨树是基地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景观元素。

除了尽可能完整保留地震前留下的遗迹，他们认为还应该有选择地保留地震后建设的痕迹，包括植物景观、建筑、设施和道路。于是基地上原有的主要建筑的基址和主要的道路机理保留了下来，在此基础上将新的景观元素“种”在旧的基址上，并利用原有道路肌理设计新的道路系统。这里也不能忽视对细节的关注，如消火栓，电线杆，地形上微妙的变化等，对于景观设计而言，任何现状条件都是有价值的。

纪念作为一种人类表达情感的行为往往通过物质形式将纪念功能和纪念意义统一起来，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传达一种深层次的情感：记住过去并面向未来。纪念公园的设计需要满足以下纪念功能：忠实记录这场灾难和逝去的24万生命，哀悼死难者，给生者以凭吊和沉思的场所。同时在纪念意义上要使公园具有纪念的氛围，给参观者以心灵的震撼并引发思考。这就要求营造一种纪念的场景，能符合个人和群体的复杂情感需求，并具有一种历史的深度。在设计中，他们力求纪念功能和纪念意义的统一，以求恰如其分地表达纪念性。

一条通向地震遗址的“纪念之路”和总长近400米的纪念墙把水体和树林分开。这条新的线性元素与旧的线性元素——废弃铁轨分别贯穿基地南北和东西两个方向，并在交叉节点设立纪念馆和科普馆，从而把整个基地分为四个部分：遗址区，水区，林区，和铁轨区。他们希望通过不同类型的景观并置和强烈对比实现空间和场景的戏剧性变换，并在此基础上体现纪念性。

墙的一侧，大面积的水体和坡地呈水平开阔的形态，凸显纪念墙在高度和长度上的巨大尺度。纪念路尽端的遗址废墟在宁静水面的倒影中，突出了它在整个公园的核心地位。墙的另一侧是树的海洋。四排高大的杨树和墙体平行种植，强化了这条主轴，并形成高耸深远的空间透视感。刻满名字的黑色花岗岩墙体“切割”了整个基地，以最“暴力”的手段，强化了基地东西方向纵深的特征，恰当地定义了主入口的位置，并给公园的纪念活动以明确的方向感。同样，这也是最“不暴力”的手段，最大限度保持基地的原有特征和完整性。纪念墙的景观屏蔽作用，纯化了墙体两侧的景观元素。一面开阔辽远，一面密不透风，通过墙体之间的缝隙渗透少量景观和人流。当人站在纪念主路上仰视纪念墙上的名字时，能从墙体顶部看到后面高大杨树的树梢，风掠过，沙沙的声音，仿佛呜咽。

“一沙一世界”，“一草一木皆有情”。在这样一个需要表达丰富且细腻情感的场所里，除了通过仪式性的尺度和空间处理体现纪念性，景观的隐喻和陌生化也是绝不能忽视的。隐喻是无法言说的，一棵树所引发的情感力量可能是任何语言都望尘莫及的。陌生化的处理让平凡之物出于不平凡的场景之中，令人诧异之时，引发联想。通过隐喻和陌生化，一些景观细节上的微妙处理以及其所造成的景观效果更能让人感到心灵的震颤：正是这些平凡景物的不平凡处理，被赋予了纪念的意义。这种纪念性更意味深长，发人深省，让人在惊鸿一瞥中，体会生命与自然的本质。

地震纪念馆与科普馆是地震公园中的关键建筑，由于其位置紧邻遗址，如何处理其与遗址和周围景观的关系成为该设计的重点。过于自我的形态会与废墟的形态发生冲突，过于谦卑，也会减弱该建筑自身应有的特征。

于是他们规定了以下原则：建筑不应高于废墟的平均高度；形态应单纯有力，符合整个公园的纪念性特征；在功能上与纪念墙和纪念路统一考虑；在空间和视觉上与景观发生对话。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纪念馆和科普馆被设计成两个长方形的盒子，一个“埋藏”在地下，另一个“漂浮”在空中，两个馆在地下连通。纪念馆紧邻纪念墙，顺纪念墙沿坡道向下进入纪念馆。科普馆底层通透，使得其北侧的铁轨区和南侧的广场在空间和视觉上贯通，当参观者从铁轨区穿过低矮幽暗的架空层向充满阳光的遗址广场逐步走去，视觉上渐渐明亮而开阔。

当走出架空层，废墟、广场、水面和天空以完全不同的尺度突然呈现，会使人的情绪在压抑多时后瞬间得到释放。在纪念路的尽端，参观的人群可以选择进入纪念广场，也可以选择乘电梯上到科普馆的屋顶。他们把科普馆的屋顶设计成一个巨大尺度的“花台”，让参观者在烂漫的屋顶花海中能俯瞰整个纪念公园和地震遗址，并期望人的情感在这里达到高潮。

在这里，建筑和景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对话中建立了统一的空间系统。看似对立的建筑与景观通过戏剧化的方式展现了一种张力，互为因借，相得益彰，纪念性的主题因此而升华。

a+a对刘天巍的采访

a+a：不由的想到《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您有关注过么？因为刚刚完成了遗址公园，再去关注这个题材的另一个形式，您当时有什么样的想法？

刘天巍：很遗憾，我还没有看过《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只是从剪辑中了解到电影的结尾是从地震遗址公园中取景的。对于这个题材的不同表达形式，这很有趣。设计师和导演在创作时的角色很相似，虽然表达形式不同，但我想我们都是从对灾难带给我们情感、启示（包括伤痛、挣扎、希望、对人生及生命的态度）这些角度出发，希望可以给人们带去正能量，体会生命的意义。

a+a：建造这个项目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刘天巍：2007年5月至7月，中国建筑学会和唐山市规划局共同举办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赛。本次竞赛共收到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276套有效方案。2008年年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袁野、李久太、南旭组成的竞赛团队的设计作品获得一等奖，并被确定为最终实施方案。当时作为学生的他们还不具备将方案落地的能力，所以我们接受委托，实现了这个项目。

a+a：您和您的团队有去搜集关于这块土地的当时发生的事件么？

刘天巍：由于园区希望在赶在纪念日前正式开放，时间非常的紧张，我们是通过甲方提供的基础资料和保留下来的遗址来搜集创作的基本构思的。此区域原为百年老矿——唐山矿的采煤沉陷区，遗址为唐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建于1959年，当时在现场边设计边施工的时候，我就在唐山南湖管委会规划部门的办公室办公，当时每天都有老百姓打电话过来询问自己家人的名字有没有刻在纪念墙上。由于管委会人手不够，有时办公人员不在的时候，我还接过几个来询问的电话。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语气，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心情。这让我想起在唐山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百万唐山人有同一个祭日，却没有一个可以祭奠亲人的地方。”这件事对我来说触动很大，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好这个项目，为唐山的老百姓做件有意义的事情。

a+a：这个项目怎么引导来者的情绪？您期待来者的情绪起伏应该是怎样的？

刘天巍：人们从主入口进来后来到入口广场，可以看到孤植的大树及瓦力坑。有水从4米高的挡墙跌落下来形成瀑布，落进瓦砾坑里。这里是整个场地的竖向最低点，这时的人们深处其中，心理上承受着压抑的情绪。从入口进来往西走就是我们的纪念之路，刻着24万罹难者名字的纪念墙体量很大，一路上感受着那份沉重直至纪念路的西侧，人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将水踩在脚下，我们将扭曲的铁轨伸入到水中，铁轨的端头保留了一颗很大的泡桐树，这时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希望。之后来到2万平米的纪念广场上仰望，凝视遗址，这里的设计语言是为了表达对自然的敬畏。最后人们可以选择去科普馆体验地震题材的4D电影，或者去北侧的树林区散散步，人们的情绪或许会是从压抑——纪念——希望——平和这样的一个过程。

a+a：最近您有没有机会再去那里看一看，现在的场所里和您预期的一样么？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刘天巍：有，去年的6月份我还去过一次，每天都有人去参观地震科普馆或者去纪念墙凭吊献花。整体的设计结构没有变化，基本尊重了设计师的设计意图，也达到了我们当时设计的初衷。除了水中的一个体量很大的雕塑，是后来业主自己找人加的。